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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这个汗王不简单（第1页）

诚如一位明清史权威人物所说：创建大清朝的女真——满族，的确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特别善于学习，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能战斗。至少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前和入主中原之后很久一段时日里，的确如此。因此，曾经有人感叹：假如他们学习的不是明王朝的那一套，假如他们入主中原之时，就已经有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十七世纪前期和后来中国的面貌可能就会全然改观。

这只是感叹，假设对于历史毫无意义。

历史事实是，他们后来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制度。其学习过程的认真程度，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

根据王族血统主义和推举制原则，皇太极顺利继承了努尔哈赤留下的后金汗国汗位。如今，他叫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继位前后，皇太极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可能都是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规定或交代的，看上去，却又很像是努尔哈赤的意思。

一件事情是，按照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皇太极提出，在推举新任汗王时，八大贝勒应该和参与议政的青年一代大臣将领共同协商。此议立即得到这批少壮派的拥护。这是一批在近些年的战争中，与皇太极一起冲杀在第一线，陆续脱颖而出并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批人坚定地支持着皇太极的事业，使皇太极在和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的相互钳制中，力量加大了许多。

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希望自己死后，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钳制平衡之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否则，很容易按照他的《汗谕》中所说，被弹劾撤换掉。但他临死时，只是将自己亲自带领的两黄旗人口、土地、财产、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他们兄弟并没有接任两黄旗旗主。其他各旗的调整也没有进行。皇太极适时地提出，让三兄弟立即接任旗主，使这三兄弟十分喜悦。以前，皇太极本来只是镶白旗一旗旗主，如今，他模仿努尔哈赤自将两旗的做法，将两白旗全部拿到了自己手上。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家语焉不详，以至于只能说“挟威独得”云云。推测起来，也许是援引努尔哈赤在世时汗王一人独领两旗的先例，把杜度所领的正白旗，收到了自己的手里。我们知道，杜度是褚英的儿子。而褚英之死与受到大家的一致厌恶有关。

这样一来，八旗旗主的格局演变为：皇太极一人独领两白旗，代善、岳托父子领两红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三人领两黄旗，阿敏与济尔哈朗哥儿俩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代善父子全力拥戴皇太极，阿济格除了厮杀打仗，对其他事情全无兴趣，多尔衮、多铎兄弟年纪尚小，显然，皇太极的声威立刻就大为不同了。

与前一件事情相关，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在不变更人口、土地、财产等任何东西的条件下，获得诸贝勒默许，也得到了三兄弟同意，用他自己的两白旗旗色，将努尔哈赤按照“幼子守产”制度留给自己的“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两黄旗旗色，换到自己手中。

与前一件事情比较起来，这似乎是件小事，其实，却有深意在焉。据说，黄色是“汗”色，“黄衣称朕”，黄色乃皇家专用之色。皇太极重用汉臣，在历史上似有定论，更在近年被颂为一大功德。很有可能，这就是他重用的汉人谋臣在他继位后，为他谋划的第一个主意。

中国人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今，皇太极名分已正，颜色哪里可以不正？颜色不正岂不就是言不顺？言不顺不就事不成了吗？显然，关于颜色所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在我们祖先那儿早已明了，今日发明此学说的欧美人的祖先那时说不定还在树上呢。

汉人谋臣的智慧，若只能停留在这种纤芥毫末上，就太委屈他们的才华了。有证据显示，在此后诸多军国大计的制定与实施上，都活跃着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继位后，皇太极面对的各方面情势，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譬如，西南方向，袁崇焕一夫当关，号称独卧宁远孤城，挡住了后金汗国通向山海关、走进大明朝的道路。宁远保卫战一役，袁崇焕脱颖而出，成为帝国东北方向的擎天一柱，令大明帝国东方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霞光曙色，甚至导致后金汗国战略与外交全线陷入“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原因来自他的两个最重要邻居——朝鲜和蒙古各部族。

东南方向的朝鲜，是大明帝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多年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明朝一边，态度强硬得仿佛孪生兄弟一般。一次，朝鲜国王派了一个使臣到后金来，努尔哈赤问那使节：“你们口口声声管我叫贼，到底是为什么？”那使节很机敏地反问：“你有盗天下为己有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众人大笑而罢。（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一）

朝鲜对后金汗国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要不然就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努尔哈赤向明朝低头认错等等。假如不是害怕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导致腹背受敌的话，努尔哈赤可能早就跨过鸭绿江去了。

如今，宁远之役结束后，朝鲜国王已经又一次与明朝默契配合，屯兵鸭绿江边，似乎随时准备将手抚到后金汗国的背上来。北部和西北方向，则是时好时坏、时和时掰的蒙古各部族。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虽然已经没有了乃祖的风范，却时常聚啸成群，来去如风，不论是对大明帝国，还是对后金汗国，统统构成了一股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

比如喀尔喀五部，本来和后金汗国早就结下盟约。如今，一看努尔哈赤吃了败仗，幸灾乐祸之余，很快就和察哈尔林丹汗和解，又靠到明朝那边去了。当年，努尔哈赤拿下广宁时，王化贞和熊廷弼扔下关外数百里土地，一直退进了山海关。努尔哈赤投鼠忌器，无论如何弄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他担心战线拉得过长，竟然把到手的广大肥田沃土同样弃之不顾。结果，这些蒙古部落乘虚而入，用这些土地从大明朝和袁崇焕手中换了大笔银两。

据说，努尔哈赤活着时，对此就曾经后悔不迭。如今一想起这些，皇太极的心可能仍然还在流血。若不是父汗过于谨慎，当初一步走错，宁远城应该已经是后金汗国攻打山海关的前进基地了。

这些，虽然令人寝食难安，却还不算心腹大患。

对于皇太极来说，真正麻烦的不在外面虎视狼顾，强敌环伺，而是在自己的肘腋心腹之间，在后金国内部。

皇太极对他的臣子说：“治国之道，就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打牢基础，再选用好材料，就一定不会早早倒塌，子子孙孙且住着呢。要是偷工减料，凡事凑合，不塌才怪。”（《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皇太极所说的地基，大体上说的就是民心民意；所谓好材料，则可以理解成是人才和制度吧。

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比例，汉族人口大约占90％左右，女真、蒙古族、朝鲜族等占10％。努尔哈赤占领辽东首府辽阳以后，曾经对当地人民发布训令说：“你们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我们只是暂时占领，这是妄想。要是真这么想，你们就是自取灭亡。”（金梁《满洲秘档》）基于此种理念，努尔哈赤打完萨尔浒大战，于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历次大型战役之后，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而且，那些刀下逃出性命的人，也被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八旗将士们充当奴隶。

按照努尔哈赤“编汉为奴”政策，每十三个成年汉族男子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的80％供应这些人自己食用，20％上交官家。然后，按照满族官员的级别分别将这些庄子赏赐给他们，就连最低的备御，即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牛录，其职权大约介于今天的营连长之间，也都赏赐一庄。于是，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据说，在他们的主子面前，这些庄丁很惨，大体上处于予取予求皆听凭主子的地步。

当时的汉官处境也相当凄惨。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范文程，虽然满腹经纶，却也只是混到了汉语办事员的样子，如偏房弃妇般备受冷落，远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般被待若上宾、言听计从如诸葛军师一样，这种可悲的状态一直延续到皇太极继位。

有资料显示，这些汉族官员被分配给各贝勒大臣管辖，极少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为除了努尔哈赤等少数几人之外，太多的满族王公大臣听不懂汉语。于是，这些同样听不懂女真语的汉族官员，便时常需要面对满洲主子们的嘲笑、臭骂和殴打了。有一种记载甚至谈道：他们的财产时常被管辖他们的人强行索取，他们的马匹不能由他们自己骑用，而要交由满族官员骑用；他们的牲畜可能被满族官员以很低的价格买走；他们死后，妻子儿女便要入满官家中为奴；而他们生前，粮食经常不够吃，要靠出卖家产、典当财物糊口。（《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从一些记载中判断，当时，汉人乃至汉官成年的女儿和年轻些的妻子，可能没有身心不受到暴力侵犯的权利。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吧，就是说：如果八旗勇士强奸了汉人的妻子女儿的话，在努尔哈赤当汗王的十几年时间，甚至再长一些时间里，是可以不受惩罚的。这种情形之悲惨，已经将深受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之类熏染的汉族士大夫们的廉耻心，都剥得干干净净。

于是，就连皇太极都发出过如下感慨：这些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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