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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衣服也不多，都是当季买的，过了季也就扔了，没扔的几件通常会穿好几年。

衣服和书的待遇相同，留下来的成为朋友，脏了旧了也不会嫌弃。丢了的，只是因为最初的光鲜打动了我，丢就丢了，也不会觉得可惜。

鞋有三双，一双休闲鞋，一双旅游鞋，一双黑皮鞋。穿坏旧的会买新的。还有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和相机。

对新家的要求简单：干净，有书桌，能洗澡，能上网。

对我来说，简单与自由同义。大多数人，一直在做加法，积累了很多，想要放下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温水中的青蛙，想跳已经没有力气。而我因为没有负担，才能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2004年开春，我从丽江回到北京。　2004年也是　10年背包背包十年生涯中唯一没有出门旅行的一年。

上半年我先后找了两份工作，在某旅游杂志做编辑，然后跳槽到某金融公司做市场营销。如果不算在丽江打的义工，这是我的第四份和第五份工作。五份工作行业不同，性质不同，相同的是都没超过三个月试用期。其实每次工作前我都信心十足，但是很快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记得在面试那家旅游杂志时，当时还是那个出版集团副总的刘江对我进行最后一轮面试。他说之前你可以像走马灯似的换工作，即使撞得头破血流都可以从头再来。但你已经　26岁了，不再年轻了，选择了一份事业，就要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虽然我在一个月后还是辞职了。我欠当时的廖主编一句对不起，更想对刘社长说一声感谢。因为正是他的这句话，让我坚定了旅行的路途。

妈妈心中的世界地图

2004年　12月中国，北京

晚上八点，三里屯一间叫做　Swing的酒吧。一年一度的圣诞季已经来临，各家酒吧在灯红酒绿的竞争中难分高下。

良辰美景当道，我却觉得有点儿累。眉宇间的神采消失了，嘴角不再呈现上扬的姿态，手里抓着一瓶啤酒，也忘了喝。

我坐的位置临街，窗外搓手跺脚的酒吧招待试图拦住每位潜在顾客，那么卖力，能笑的部位全部绽放，也不知能拿多少提成。

走神了，继续想自己的问题。从来都那么有主见，所有重大选择都由自己做主。文理方向，工作选择，人生道路，父母从不干涉。可我也发现，我选择的道路并不是父母希望我走的那条。可能因为他们老了，只希望儿子过得平稳踏实，不要像他们自己的人生路那样坎坷而充满磨难。

我知道，在妈妈心中一定有一张世界地图。那地图上没有国家，没有城市，只有我走过的每一步路。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她的担心。

晚上　11点　30分，出租车在京通快速路上飞奔。仪表盘上的时速很容易就跨过　100公里。可再快又能怎样？空旷而冷漠的北京城如同参透悲喜的佛祖，冷眼看着茫茫苍生。是，再快又能怎样？不过是手心里的孙悟空。

春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看了我的个人网站，对我在欧洲累计　80天的旅行产生了浓厚兴趣，想要把我的文字和图片出版。于是那个夏天，在结束了第五份工作之后，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我的全部才华去设计自己的第一本书。从封面到封底，一共　256页，每一页都尽可能精益求精。我发现当人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灵感的火花就会随时迸发。我也发现平常大大咧咧的自己，竟然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会把文章反复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背包十年书名想了很久，从“一路狂奔”到“我走我路”。当脑海中闪现出“我把欧洲塞进背包”时，我激动了一整天，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编辑老师，她也觉得很棒。

9月，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当我把还冒着热气的新书捧在手里的时候，开心得像个刚分得糖果的小孩。“背包”出版后我接连在北京和天津的几所高校做了讲座，主题是“自由与梦想”。印象最深的是在母校南开大学的那次，当我把　PPT放到最后一页时，投影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英文单词——　“Dream　&　Freedom”。我对着麦克风轻轻地说了声谢谢，随后就听到如潮的掌声。我的眼睛红了，鼻子酸了，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后来出版社在王府井书店组织了一次签售，那一天也被奇怪地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段。上半段我很兴奋，签名、接受采访，而下半段却感到莫名失落。我一个人来到三里屯，心中只感到一阵空茫。这种空茫的压力首先来自父母，虽然他们给了我绝对的自由，但我却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另一种压力来自经济，书的版税只能维持几个月的生计。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坚持？还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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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欧洲，因为有了　CCTV的名片

2005　年1月法国，戛纳

戛纳老城依山势而建，已经有　600多年历史。一条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至山顶，路不宽，两旁是高低错落的民居。厚重的木门没几扇开启着，各家的窗户却开得交相辉映。阳台上有大簇大簇鲜花，各种颜色，各种大小，各种芬芳，仿佛一场比拼艳丽晚装的名媛社交会。

路旁的老式路灯早已丧失最初的照明功能，像是闲坐路边的老人，用自己的花白胡须告诉旅行者，老城的年龄已然不轻。

看到一家新古董店。所谓新古董，是指生产时间不长，却又把时间要素换算成价值的商品。店里的每件商品除了标注价格，还有生产时间。比如一只　1940年的碟子，售价　20欧元；一包　1965年出厂的蜡烛，售价　欧元；一张　1970年的老唱片，售价　150欧元。进门时，会有铃声通知主人有顾客光临。店主安然看报，并不理睬。偶尔让他抬头招呼的，都是一些相熟的老主顾。多年经验让店主知道，游客大多把它的小店当成博物馆，真正形成稳定利润流的还是那些几乎每天照面的左邻右舍。

新古董店旁有一条小巷，半米宽，随着山势忽高忽低，忽正忽斜，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通往何处。对未知的好奇向来是每个旅行者的通病，非要看到常规路线外的风景。不过奇迹与背包十年危险总是结伴而行，好在我们大多乐观，愿意相信自己每把手气都还不错。

巷子的尽头是个鱼市，有各种新鲜的地中海活鱼叫卖。刚打的大海鱼，躺在冰块上大口大口吸气。鱼市旁是水果摊、蔬菜摊，买菜的大多是当地老人。

市场周围有几个咖啡馆。走进其中一家，老板说他是超级球迷，曾随法国队到上海看比赛。所以咖啡馆看上去更像个足球酒吧，挂满俱乐部队旗和大牌球星球衣。他说喜欢　AC米兰，这也是我喜欢的球队，曾在圣西罗主场看过　AC的比赛，因而和老板聊得投机。咖啡馆里差不多都是买菜后来这里歇脚的老人，彼此微笑着招呼，一杯咖啡，两块点心，几句闲聊。生活好像不过如此，也好像应该如此。

早晨侍弄鲜花，去市场买菜，走累了，喝一杯。路上遇见熟人，交换彼此近况。下午去小店淘宝，晚上和老伴吃自制的烛光晚餐，放年轻时常听的唱片，心情也就会格外好。

老人有自己的圈子，阳台上盛开的鲜花是他们交流的语言，他们也有自己的骄傲，紧闭的大门并不对游客开放。老路灯、老唱片、老街、老店和这些安享晚年的老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安静平和的生活圈。除了羡慕还能剩下什么，无论对老城还是老人。

没想到那么快又回到欧洲，而这次我的身份是　CCTV2的出镜记者。

《我把欧洲塞进背包》出版后，我整理了一份简历，打算到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旅游节目毛遂自荐。这是在三里屯独自喝酒的那个晚上想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继续旅行，又能让父母放心，知道我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那档节目叫做“旅游风向标”，他们策划的“由零开始”系列报道从零海拔的崇明岛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我每天晚上都追看。在节目最后一集，当主持人韩冬终于看到珠峰时，他哭得像个孩子，他想的一定是那几个月的路途艰辛。这种感觉走过长路的人都能感知，于是我也被他的感动所感动。

我是那种有想法就要去实践的人，于是跑到梅地亚中心的《生活》栏目组问人家是否要人。可工作人员告诉我《旅游方向标》下属于《为您服务》，他给我指点方向，告诉我《旅游方向标》就在马路对面。

接待我的是栏目组的一位编导老师，他说制片人去西藏拍片了，收下我的简历后就让我回家等通知。面试过的人都知道，回家等通知基本等于没戏，于是也没抱什么希望。

几天后，我竟然接到栏目组打来的电话，让我写一个去欧洲拍摄大型旅游节目的策划案。我一听，有门儿了。

几年之后，我和一位已经很熟的编导老师闲聊，他跟我说，当年正是他接待的我，觉得这个小孩儿还不错，于是推荐给了制片人。真是罪过，我那天的记忆已完全被忐忑的心情稀释。感谢孟老师，如果你把我的简历扔进垃圾箱，我的人生可能就会拐到另一个方向了。

很快我就获得了出差机会，和编导小叶去法国戛纳采访购物节。那次旅行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和法国旅游局的齐勇姐有了第一次合作。正是她后来对我的几次帮助让我最终走上第二章艰难的旅行路背包十年了职业旅行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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