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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二十二章（第1页）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河他姨夫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他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他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它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

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

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

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地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哩！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

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圪崂里，再不吭声了。

还是孙玉亭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亭的建议。

抓纸蛋的时候，全村人象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窑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老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涎水都顾不得揩；有的人一下子脸象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亭，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

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吆到石圪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称，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称。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圪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吆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圪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块。

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

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亭方式”，人们又象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

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吆回来，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圪崂，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慌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大家都知道，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治功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它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情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但他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妈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抓住尾巴。

石圪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治功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治功也同意了。但他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鸦鸦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治功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此时，在石圪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

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中的烟卷。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

孙玉亭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作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亭照例常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无法推托，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他决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治功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

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圪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象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呢？唉！说不定比“劳教”还要重！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能“罪”要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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