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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这样一个惊天大案发生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正在离东陵仅一百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孙殿英本也提心吊胆，盗墓开始后的第三天，专门派谭温江到北平打探风声，见一片风平浪静；谭温江立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殿英更加放手盗掘。

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将定东陵和裕陵洗劫一空，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正在交易的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两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清东陵被大规模盗掘！最早披露这一大案的是路透社，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将消息刊出，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　顿时全国哗然，海外震惊。

清王室的总代表、末代皇帝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寓居天津张园。听到东陵被炸开，祖宗被辱尸，陪葬宝物悉数被盗，溥仪肝胆欲裂，立即传护陵大臣毓彭来责问。毓彭在任上碰到如此惨祸，哪敢去见溥仪，躲起来不见面。溥仪此时早无生杀予夺大权，只能将其开除族籍。

宗室和遗老得知这个噩耗，在溥仪电召下，纷纷赶到张园和溥仪商议对策。众人号啕大哭，然后在张园内设置乾隆和慈禧的灵位，每天祭奠三次。他们两天两夜召开“御前会议”，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去电要求严查罪魁、赔修陵寝，同时通电各报馆，施加舆论压力。

“御前会议”决定派宝瑞臣、耆寿民、陈诒重等人前往东陵勘查，办理一切善后事宜。8月18日，宝瑞臣等七十余人乘车赶赴东陵。

到东陵后，所见场景惨不忍睹：陵区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挖掘的痕迹；定东陵地宫内到处是残棺烂木碎衣破衫，珍宝被洗劫一空；慈禧的尸首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脸朝下，一手反扭搭在肩上，长发披散开，遍体霉变生了厚厚一层白毛，且脸部口唇处被撕烂；在乾隆的裕陵，数节白骨浮于泥水之中，重敛者仔细寻找，先后找到头骨五个，发现水中孝仪皇后尸骸一具，被确认为是乾隆的那个头骨下颌碎为两块。

宝瑞臣等痛哭流涕之后安排复葬。原打算按长幼辈序，先葬乾隆，再葬慈禧，但因当时乾隆的裕陵地宫积水很深，需排干水后才能复葬，故先葬慈禧。直到8月31日，乾隆遗骨才被重新安葬。

清东陵被盗掘，这不仅是清室的损失，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犯罪。盗案披露后，许多民众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为民族败类，电请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人们马上感到，这一史上“手笔”最大的盗墓行为，必有官方背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指出：乾隆、慈禧帝后陵寝工程坚固，断非少数人最短时间所能掘破！国宝整理委员会则吁请当局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蒋介石、阎锡山迅速行动起来。越是参与人数多的案件越是好查，首先，被逮的逃兵张歧厚供认，“是由军长带着两旅人去的……由军长下令叫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陵炸开……”接着，8月10日，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到达东陵，在裕陵墓道捡到铁尖锄一把，这种尖锄系工程兵所特有，非农民之物；又在村民中了解到，7月4日到11日间到街上购燃料的军人，人人腿脚都沾有地宫灰泥；再有人报告，7月9日、10日两天，见到孙军长夜间乘汽车从马伸桥至马兰峪。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

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明争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一百零八颗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两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很强，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一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打仗，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头目，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就投日叛国了。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坟被刨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犯下盗掘东陵、劫掠横财之罪行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老殿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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