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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五章（第1页）

一

第二天，有几件事情分散了我的心神，让我无暇关注琼斯的命运，但我相信史密斯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清早七点钟，我便看见他在游泳池里上下起伏地游动，但那缓慢的动作——从深水区游到浅水区的尽头，然后再游回去——很可能有助于他去思考。吃完早饭后，他写了几张便条，史密斯太太用两根手指在一台便携式的科罗纳打字机上帮他敲好，然后他差遣约瑟夫坐出租车把它们送往各处——有一张要送给他的大使馆，还有一张要送给新上任的社会福利部长（当天早晨，小皮埃尔在报纸上宣布了新部长上任的消息）。对于像他这把年纪的人，他的精力可实在是旺盛，而且我敢肯定，当他一边想着建设那座素食中心，以便未来有一天能祛除海地人民体内的酸性和激情时，他也丝毫未曾因此分心，从而忘记小监牢里坐在便桶上的琼斯。与此同时，他还计划撰写一篇关于自己旅行见闻的文章，以前他曾经答应过自己家乡的报社——不用说，那家报社肯定是亲近民主党，反对种族隔离，而且还是同情素食主义的。前天，他请我通读一下他的手稿，看看有没有什么失实之处。“那些意见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露出一丝拓荒者似的苦笑，补充道。

让我分神的第一件事情来得很早，我还没有起床，约瑟夫便敲响了我的房门，告诉我，菲利波医生的尸体竟然已经被发现了，并导致好几个人离家出逃，躲进了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庇护，其中包括一名当地警察局的局长、一名邮政局的副局长和一位老师（没人清楚他们和前部长之间的关系）。据说菲利波医生是自杀的，但当然没有人知道政府当局会怎样宣布他的死因——也许会说成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策划的一起政治暗杀事件？人们相信，总统现在非常恼怒。据说他很想活捉菲利波医生，因为在不久前的一天夜里，菲利波医生受朗姆酒的影响而嘲笑了“爸爸医生”的行医资格。我派约瑟夫去市场上搜集他能搜到的所有信息。

第二件令我分神的事情是，安杰尔那孩子得了腮腺炎——十分痛苦，玛莎在信中告诉我（而我禁不住暗暗咒他再来一场）。她不敢离开使馆，以免他要找她陪，所以之前我们约好当晚在哥伦布雕像下幽会的事也就不可能实现了。不过，她又写道，既然我已经缺席很久，我就没有理由不去大使馆做客了——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现在既然宵禁已经解除，许多人便时不时地晚上登门拜访，只要他们能避开守在使馆门口的那个警察，而他在九点钟通常会去厨房里喝上一份朗姆酒。她猜他们是在准备事先找好地方，以免将来有一天他们得匆忙地寻求政治庇护。她在便条结尾还补了一句：“路易会很高兴的。他对你印象不错。”——其中那个短语可以用两种方式解读，有点模棱两可。103

吃完早餐后，我正在办公室里读史密斯先生的文章，这时约瑟夫回来了，他从头到尾向我讲述了菲利波医生的尸体被人发现的经过，而这故事即使还没刮进警察耳朵里，它也已经在市场上的小摊贩们中间传开了。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意外巧合让警察找到了尸体，本来我和马吉欧医生指望着，它躺在前占星家的废园里能隐藏好几个星期。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巧合，而那个故事让我很难将注意力放在史密斯先生的手稿上。那天一早，在酒店下方的路障前面，有个值勤的民兵看中了一个上山前往肯斯科夫大农贸市场的乡下妇人。他不准她通过，声称她在衬裙的夹层里私藏了某些秘密物品。她主动提出向他展示自己那儿有什么，于是他们便一起来到路障下方的那条小径上，走进了占星家那座废弃的园地。那个妇人急着赶远路去肯斯科夫，所以就匆匆地跪倒在地，撩起自己的衬裙，把脑袋磕在地上，结果却发现自己正盯着前社会福利部长那双呆滞瞪圆的眼睛。她认出了他，因为在他从政前，他曾经照料过她难产的女儿。

园丁就在窗外，因此，对于约瑟夫所讲的故事，我尽量不流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相反，我又翻了一页史密斯先生的文章。“我和史密斯太太，”他写道，“在参加完亨利·S.奥克斯报社的招待宴会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费城。诸位读者一定记得，他们在德兰西广场2041号社址办公期间，曾殷勤地举办过许多场热闹的新年聚会。幸而我们在‘美狄亚’号汽船上遇见了新的伙伴，离别故交的哀伤很快便被结识新朋的欢乐冲淡……”

“他们为什么要找警察？”我问。那两人发现尸体后，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悄悄溜走，啥也不说才对。

“她叫得太响，另一个民兵他也来了。”

我跳过一两页史密斯太太用打字机打出的文稿，翻到了“美狄亚”号抵达太子港的内容。“这是一个黑人的共和国——一个拥有深厚的历史、美术和文学底蕴的黑人共和国。我仿佛正注视着非洲所有新共和国在历经苦难后必将迎接的未来。”（我敢肯定，他绝对不想流露出悲观的态度。）“当然，即使在这里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海地已经历过君主专制、民主政治和独裁统治，但我们千万不能像评判白人独裁统治那样去评判黑人的独裁统治。海地的历史只有短短几个世纪，如果我们在经过两千年漫长岁月之后依然会犯错，那么，海地人民岂不是更有权利犯下类似的错误并从中学习，而且或许能比我们学得更好些？这里有贫困，大街上有乞丐，还有证据显示当地警察存在盲目服从命令的权威主义问题，”（他并没有忘记琼斯先生还被关在牢房里的事情），“但我依然怀疑，一个黑人在首次登上纽约的土地时，他是否会受到像我和史密斯太太在太子港入境处所享受的礼遇。”这些描述让我感觉像是在写另一个国度。

我对约瑟夫说：“他们把尸体怎么样了？”

警察想把尸体扣下来，他说，可是太平间里的制冰设备出了故障。

“菲利波夫人知道吗？”

“哦，知道，她把他送进了埃居尔·杜邦先生的殡仪馆。我想他们要埋掉他，得抓紧埋。”

我不禁感到自己要对菲利波医生的临终仪式负责——他是在我的酒店里去世的。“到时把他们的安排告诉我一下。”我对约瑟夫说，然后回过头继续阅读史密斯先生的游记。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陌生人，能在抵达太子港首日便得到外交部长的接见，是我在这里备受惊喜礼遇的另一个佐证。部长先生即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尽管如此，他还是拨出半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接见了我，并通过私人渠道和内政部长交涉，让我得以探访狱中的一位英国同仁。此人是我在‘美狄亚’号上结识的旅伴，由于官僚体系的某些失误——这种情况在许多比海地更古老的国家中亦有可能发生——不幸与政府当局交恶而身陷囹圄。我正在继续跟进这一案件，但我对结果并不太担心。我在我的黑人朋友们身上（无论他们是生活在纽约州那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还是身处在密西西比州那赤裸裸的残暴压迫下）一直能发现深植于他们内心之中的两种特质——对正义的诉求，以及对人类尊严的觉悟意识。”读丘吉尔的散文作品会让人感受到一位雄辩家在发表历史性演说时的风采，而读史密斯先生的游记让我觉得像是一名演讲者在外省城镇的小礼堂中开设讲座。我感到自己身边仿佛坐满了头戴女帽、心地善良，出于正当理由特意花五美元前来听讲的中年妇女。

“我期待着，”史密斯先生继续写道，“与新任社会福利部长会面，和他商讨本报读者们早已知晓的、我内心长久以来持有的愿望——建立一座素食中心。我有一封写给前部长的私人介绍信，是一位常驻联合国的海地外交官给我的，遗憾的是，前部长菲利波医生目前并不在太子港，但我向各位读者保证，我的热情将帮助我跨越所有障碍，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会觐见总统本人。我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因为在他尚未步入政坛之际，在若干年前的那场大规模伤寒传染病爆发期间，他作为医生曾获得过至高的评价。就像肯尼亚总理肯雅塔104先生一样，他也留下了人类学家的印记。”（“印记”真是个含蓄的字眼——我想到了约瑟夫被打残的双腿。）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史密斯先生羞怯地走进我的房间，想听听我对他的文章有何意见。“它会让政府当局感到满意。”我说。

“他们永远也读不到它。那份报纸在威斯康星州以外没有任何发行。”

“我可不指望他们会漏过它不读。如今从这里寄出的信件不多。他们想要审查的话可是易如反掌。”

“你是说他们会拆信检查？”他难以置信地问，但随后他又立刻补了一句，“哦，好吧，这种事情甚至在美国也会发生。”

“如果我是你的话——为了以防万一——我会略去所有和菲利波医生有关的内容。”

“但我没说错什么呀。”

“眼下他们可能会对他有些敏感。你要知道，他是自杀身亡的。”

“哦，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啊，”史密斯先生叹道，“究竟是什么能让他做出那种事？”

“恐惧。”

“他做错什么事情了吗？”

“谁没有呢？他生前说过总统的坏话。”

那对苍老的蓝眼珠转向了别处。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白人同胞，一个属于奴隶贩子种族的人——流露出任何怀疑。他说：“我想去看望他的遗孀——也许我能为她做点什么。至少史密斯太太和我应该送花过去。”不管他多么热爱黑人，他依旧生活在一个白人的世界里，他不了解其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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