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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秦代事迹（第1页）

第一节　始皇治法

秦王政二十六年，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而西历纪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也。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1），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大上皇，制曰：“朕闻大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公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秦始皇本纪赞》。案琅邪刻石云：“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合群臣议帝号之言观之，秦之所以自负者可知，史公之言，诚不缪也。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其事确为前此所未有，固无怪秦人之以此自负。君为一群之长，王为一区域中所归往，其称皆由来已旧，战国时又有陵驾诸王之上者，则称为帝，已见《先秦史》第十章第一节。秦人之称帝，盖所以顺时俗，又益之以皇，则取更名号耳。皇帝连称，古之所无，而《书·吕刑》有皇帝清问下民之辞，盖汉人之所为也。汉人传古书，尚不斤斤于辞句，说虽传之自古，辞则可以自为。

郡县之制，由来已久，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惟皆与封建并行，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实自始皇始耳。二十六年，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惟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秦、汉时之县，即古之所谓国，为当时施政之基，郡则有军备，为控制守御而设，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故决废封建之后，遂举分天下以为郡也。三十四年，淳于越非废封建，仍为李斯所驳，且以此招焚书之祸，见下。李斯持废封建之议，可谓甚坚，而始皇亦可谓能终用其谋矣。

是岁，又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此犹今之禁藏军火。当时民间兵器本少也。参看第十八章第六节。《始皇本纪》但言销兵，《李斯传》则云“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贾生言秦“堕名城”；《始皇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曰“堕坏名城，销锋镝”；《叔孙通传》：通对二世问曰“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严安上书：言秦“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汉书》本传。则夷城郭实与销锋镝并重。《张耳陈余传》：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则名城亦有未尽毁者，然所毁必不少矣。《宋史·王禹偁传》：禹偁上书，言“大祖、大宗，削平僭伪。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则宋时犹以此为制驭之方，无怪秦人视此为长治久安之计矣。三十年碣石门刻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则当时并有利交通之意，不徒为镇压计也。后人举而笑之，亦过矣。

销兵之后，《史记》又称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此自一统后应有之义，然此等事收效盖微，世或以为推行尽利，则误矣。参看第十九章第二节。

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2）此所以为强干弱枝计也。《刘敬传》：敬使匈奴结和亲。还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此策全与始皇同。《汉书·地理志》言：“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徒于南阳。”盖豪杰宗强者，使之去其故居，则其势力减，而又可以实空虚之处。当宗法盛行时，治理之策，固不得不然也。

以上所言始皇之政，皆有大一统之规模，亦不能谓其不切于时务，论者举而笑之，皆史公所谓耳食者流也。见《六国表》。始皇之误，则在其任法为治。《史记》言：“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命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之不赦。”案阴阳家之学，实谓治法当随世变而更，非徒斤斤于服饰械器之末。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吕不韦作《春秋》，著十二纪，其学盖久行于秦。一统之后，考学术以定治法，宜也。然果能深观世变，则必知法随时变之义，一统之治，与列国分立不同，正当改弦易辙。始皇即不及此，当时道术之士，岂有不知此义者？博士七十人，必有能言之者矣。而竟生心害政，终致灭亡，则其资刻深而士遂莫敢正言为之也。善夫贾生之言之也，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3）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此所以安失职之贵族，当时此等人固乱阶也。秦并天下之后，若众建小侯，而又辅之以汉关内侯之法，一再传后，天下既安，乃徐图尽废之而行郡县，秦末之乱，或不至若是其易。当时揭竿首起者，虽萌隶之徒，继之而起者，实多六国豪族，刘敬所谓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者也。政治不能纯论是非，有时利害即是非。盖是非虽为究竟义，然所以底于是而去其非者，其途恒不得不迂曲也。废封建，行郡县，事最明白无疑，然犹不宜行之大骤如此。此以见天下事之必以渐进，而躁急者之不足以语于治也。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灌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严安亦曰：“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汉书》本传。盖虽有良法美意，必众不思乱而后可行，而秦初苟能改弦更张，又确可使众不思乱，故始皇之因循旧法，实为召乱速亡之原。汉人之言，率多如此。当时去秦近，其言自有所见，未可以为老生常谈而笑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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